三、尝试当大学教师

大学毕业留校当助教，对小学数学教学开展全方位的研究，深入附小搞教学实验，走一条理论联系实践的研究道路。

大学毕业后，作为一名积极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我曾向组织坚决要求到边疆去工作，最后却被选中留校当了助教，教《小学算术教学法》这门课。命运，又一次将我同小学数学紧紧拴在一起。

按当时规定，刚毕业的助教是没有资格上课的，主要帮助主讲教师批改作业和课后辅导，必须有两三年学习准备的时间才能开课。可是我到教育系报到工作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的指导老师沈百英教授病了，要我立即开课。好在教材是现成的，就是前一年由我主要负责编写的《小学算术教学法讲义》。教材是自己编的，用起来特别顺手；五年的小学教师生涯，使我具备了较好的教学艺术，又有生动有趣的实例，因此我的讲课受到大学生普遍欢迎。

当上助教，给同学们上课，我很快发现大学生普遍不重视教学法，认为教1+2=3没什么困难。我想了一个办法“治”他们，请他们推举一个最能干的学生，准备一下，明天到附小教一年级算术课，内容是《9加几》，全班同学都去听课。结果这个最能干的学生上了10分钟就没话讲了，看着我焦急地问：“邱老师，怎么办？”大家都为这位同学捏了一把汗。然后，全班同学再听附小教师上《9加几》这堂课，这下他们全服了，认识到教学法这门课大有学问。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大学教师除了上课外，还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当时在我的面前有两条研究的道路：一条关起门搞研究，广泛搜集资料，汇集各方面的观点，再作理论上的分析，就能写出论文或专著，这种办法既省力又容易出成果；一条是深入学校搞教育实验和调查研究，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而教育实验周期长，又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往往是既费时费力又难出成果。但我觉得第一条路大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理论分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第二条路虽然艰苦，搞的是自己的东西，能够产生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从古至今的伟大教育家从孔子直到陶行知，哪一个不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他们各自的教学理论呢？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也特别提倡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经风雨见世面。我毅然决然走出大学校园，决心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此，我始终坚定地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路上。这是一条最终引导我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道路，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一条必由之路。可惜，现在有很多人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道理，有的虽然明白，人也下到基层去了，心却始终没有下去。

搞教育实验必须有实验基地，有利条件是我们师大有附小，我主动向教育系领导请示到附小搞实验研究。决心已下，我就一边在师大上课，一边到附小搞教学实验，还兼任附小副教导主任。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附小，我就和附小教师住在一起，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由于大学上课不多，每周4课时，我大部分时间在附小，所以很多人弄不清我是大学教师还是附小教师。

几年里，我以师大附小为基地，并深入上海许多学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到建襄民办小学帮助工作。建襄民办小学是大跃进涌现出来的一面红旗，由吴佩芳校长带领一帮家庭妇女创办出来的。根据吴佩芳的事迹，当时拍成电影《鸡毛飞上天》，并搬一了沪剧舞台。1963年，吴佩芳校长遇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常书记关切地询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诉说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很焦急。常书记立即派我去协助她们。

建襄民办小学校舍很简陋，租用一幢民房，大部份教师是家庭妇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就从怎样备课教起。对学生从基本训练抓起，试用我研究出来的一整套口算基本训练卡片，应用题基本训练卡片，课堂教学采用练习为主，先练后讲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数学成绩从全区最后一名奇迹般上升到全区第2名。

这个事例，使我清楚地看出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最差的能变成最好的，这并不是梦想。

华东师大离开建襄小学很远，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每周或两周去一次，完全尽义务，非但没有报酬，还要贴上车钱。晚上帮她们备课太晚了，就睡在教室里，早晨起来帮她们生煤炉烧开水。如留在那里吃晚饭，大都是包馄饨，一边包，一边吃，其乐融融。1999年，我专程从常州到上海，参加吴佩式办学40周年纪念活动，大家在一起谈起往事，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实践出真知，我这条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对了。我对小学数学教学进行全方位研究，如：口算表的系统整理、口算与笔算的相关研究、珠算熟练的心理学研究、珠算教学改革的研究、算术教学中的基本训练研究、算术作业当堂处理研究等，研究成果叠出，相继发表在《心理学报》、《上海教育》、《福建教育》、《江苏教育》等杂志上，引起小学数学教育界的关注。1961年，我在《江苏教育》发表《改进珠算教学的几点意见》，在全国首先提出：“口算、笔算、珠算密切结合起来”的观点，并主张对小学生不需要教珠算口诀，这些观点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促进了珠算教学改革，也为文革中的“三算结合教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我的研究受到校、系两级领导重视。1963年，华东师大为了重点培养一批知名教授，成立了红专进修班。全校选拔了30多人参加，出乎意料我也被选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在30多名重点培养对象中，其他人都是讲师、副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助教。当时刘佛年教授是教务长，亲自领导这个红专进修班。从这时开始，我接受刘教授的亲自指导，学校从时间、资料、经费等各方面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

师大当时有个规定，不管是谁的研究课题，一旦被列为全校重点研究课题，学校将提供必要的研究经费。这时，我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但却没有一个可称之为重点的课题。一次，我在上海市图书馆看书时，发现一本《日本小学算术课本史》，这本洋洋洒洒700多页的巨著，详详细细记载了日本小学算术课本发展的历史，各种课本的特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却没有一本自己的课本史，由此我萌生了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的想法。我的导师沈百英教授，对此极为支持。

要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首先要找到建国前出版的各种算术课本。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找到了10多套课本，那时没有复印技术，用照相技术记录成本又太昂贵，只能择要一一做出详细记录。我又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师大图书馆等处发出求援信，却收获甚微。我听沈百英教授说过以前上海中华书局有一批藏书。根据这个线索，我终于在一家印刷厂的资料室找到了建国前的20多套课本，我如获至宝。但他们不同意借出，我只能整天在那里工作，给每套课本做了详细记录。当时生活很艰苦，我常常是啃几个馒头当作午餐。

要搞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比这更困难的是搜集活资料。不少亲历者当时已到古稀之年，如果不抓紧搞这项研究，以后再搞就困难了。这样更使我下定决心，抱着抢救文化遗产的紧迫感着手这项研究工作。经沈百英先生介绍，我到杭州拜访被誉为一部算术教学“活字典”的俞子夷先生。俞先生是中国小学算术教学法的奠基人，建国前后许多套算术课本都是他主编的，曾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撰写了大量算术教学法著作；建国后他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后，仍坚持小学算术的教学研究；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从此一直赋闲在家。我到俞先生家拜访时，他听说我要搞算术课本史，十分高兴。我们连续谈了三天，内容涉及建国前后五十年小学算术教学的情况，他还答应我把这些情况写下来。他说：“我从事小学算术教学五十多年，把自己的体会和经验写出来，给人参考，当块垫脚石。将此身心奉献教育，是我终生的愿望啊！”“活一天，我就要为小学教育写点东西，现在可能没用，总有一天会有用的。”不久，俞子夷将他撰写的《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纪要——一条迂回曲折的路》一文寄给沈百英先生。这篇回忆录很有价值，我从沈先生那儿借来专门抄了一份。就这样，通过多方调查研究，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的脉络基本清楚，按照年代排列，沈百英教授和我很快编写出《中国小学算术课本书目》。

正当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有了眉目，欢欣鼓舞的时候，政治运动接踵而来，1965年去安徽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研究工作被迫停止。

《中国小学算术课本史》研究没有完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现在再要搞这项研究，困难重重。建国前出版的几十套课本已无法找到。前面谈到的华东师大图书馆保存的10多套课本，中华书局在上海一家印刷厂的资料室保存的20多套课本都在文革中散失了，实在可惜。这个损失是无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