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尝试当中学教师

“文革”期间，离开师大到溧阳农村当中学教师，但没有停止自己的追求，仍痴迷于数学教育改革，采用尝试的办法教中学数学。

 1966年“文革”开始，我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是业务尖子，被当成师大党委“走资派”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就连我曾去杭州拜望过俞子夷也被当成一条罪状，一时间受到大字报围攻，要我交待到“大右派”那里去干什么。我的宿舍被抄。“造反派”把我的全部日记本抄走，想从我日记的字里行间寻找有什么反动的东西，作为他们批判攻击师大党委的炮弹。我从当小学教师开始记日记，共有10多本，里面记录了我的工作、学习情况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造反派根本捞不到什么稻草，后来把我撂到一边，我就成了“逍遥派”。

造反派要我交待到大右派俞子夷家里去干什么。我隐瞒了俞子夷先生写过一份回忆录的实情，心想如果交出去，肯定要烧毁，我把这份资料藏在旧书堆里。后来我离开师大到溧阳农村，丢弃了许多图书资料，从溧阳农村回常州又丢弃了一批，可是这份资料我一直珍藏着，直到文革以后，俞子夷先生的这份回忆录：《五十多年学习研究算术教法记要——一条迂回曲折的路》，由我交上海《小学数学教师》杂志分三期连载发表，后又编入《俞子夷教育思想研究》一书，使这篇珍贵资料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后话。

大学不上课了，附小不能去了，无法搞小学数学教学研究了，使我感到痛心。但我又不甘心，总想找点工作做。我从一所小学里找来一套上海市新编的数学课本，如获至宝，白天要搞运动不敢写，就利用晚上偷偷地认真研究，写了10多页修改意见。当时不敢用真名，就用“螺丝钉”的笔名给编写组寄去，也算为小学数学教材建设做点工作，心理上多少能得到一点安慰。编写组接到我的修改意见十分重视，可又没有留下姓名地址，他们从信封上的邮戳居然找到我这颗“螺丝钉”。他们通过组织关系，让我名正言顺地为教材提出修改意见。

造反派“文攻武卫”争权夺利，激不起我的兴趣。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到上海的工厂和近郊农村去办“红师班”，培养工人、贫下中农当教师。我又干起编写小学数学师资培训教材的老本行。

1970年，家庭情况有了变化，使事业的航船有了波折。我妻子在常州当小学教师，江苏省刮起上山下乡运动，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妻子要带着我的老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下放农村去“闹革命”。为了照顾家庭，我毅然离开上海，主动要求调到江苏省溧阳县农村当中学教师。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离开大上海，农村艰苦，万一有什么问题，我留上海还有回旋余地。我不怕，农民世世代代都能生活在农村，我们难道就不能生活？另外那时在大学已无事可做，我已厌倦文革的喧闹，还是到农村做点实际工作吧。

到溧阳后，分配在一所农村中学，我主动要求教数学。我想教中学数学离小学数学总能近一点吧。其实我心里明白，教中学数学我是不够资格的。我只有高中一年级的数学基础。因为教育系是文科，当年考大学不考数学，到了教育系也不上数学课。多年不用，大部分都忘了。世上无难事，顶着头皮教，开始尝试当中学教师。

我一边自学，一边教。先自学例题，看懂了再认真做练习题。有了这样的亲身体会，我就知道学生学的时候难在哪里，怎样突破难点。学生反映：邱老师上课听得懂，学得会。都喜欢上我的数学课。以后把自己自学的方法教给学生，其实这就是“先练后讲”尝试教学模式的雏形。这为我八十年代启动尝试教学法实验研究作好了准备。

我自学了高中数学和高等教学，又从初中教到高中，熟悉了中学数学教材，这为我以后从更高的层面上研究小学数学和在中学搞尝试教学实验打下了基础。

我这个人喜欢动脑筋，搞点新花样，结合中学数学教学，在联系实际、开门办学中我搞了两项小发明：一项是自制平板仪，一项是估计土圆囤里粮食重量的标尺。当时非常重视测量、绘制平面图，学校又没有仪器，我就想法自己制造，给每个小组都配一付。文革中农村里大造备战备荒的“土圆囤”粮仓，土圆囤里堆了多少粮食，计算比较麻烦，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土圆囤内壁，用红漆画一根标尺，根据土圆囤圆柱体的容积和稻谷的比重，在标尺的刻度写上重量。粮食堆多高大约就有多重，一看就知道。这个办法在公社粮站推广，因此，我还受到县教育局的表扬。

我在中学教书，也没有忘掉小学数学。文革中开展了三算结合教学实验。我就偷偷地跑到附近小学搞实验，对三算结合教学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出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很多人对此不理解，都说我自讨苦吃，既没有报酬，还可能犯错误挨批。后来县教育局发现了我这个“人才”，把我调到溧阳县师范学校工作，搞小学教师培训和主持全县三算结合实验工作。

这样，我又得以重操老本行，再教小学数学教学法，培训在职的小学教师。我为自己能重新回到小学数学领域而欣喜万分，小学数学研究之舟重新启航了。那时的农村小学教师大都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业务水平较低。我必须研究怎么样把小学数学教学法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让农村教师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为此，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公社去，有时甚至徒步翻山越岭，深入到他们所在的学校听他们上课，了解他们教学上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分析他们知识结构中到底紧缺些什么。同时，我还亲自帮他们备课，手把手教他们应该怎样上课。我不但在培训班上讲，还轮流到全县各公社去讲。几年下来，我翻越过溧阳丘陵地带的大小山头，足迹跑遍全县各个角落。当时，溧阳县的“三算结合”实验，搞得轰轰烈烈，全国各地都跑来学习，连北京师大、南京师大的教授也来溧阳考察过。

我们全家下放农村后，也分到三分自留田。我在中学教书，妻子在小学当民办教师。我们白天到学校教书，放学回来种自留田，种蔬菜、水稻、小麦、山芋、什么都种。在住房旁边搭了两间草房，养猪养羊，养鸡养鹅。我们向老农请教，看农技书。竟然出现了奇迹，种的一只南瓜有36斤，两头小猪三个月就长到100多斤，每天长一斤。当地不种大白菜，我们从城里买来菜籽，按照《怎样种菜》书上的要求培育，结果每棵大白菜都有10多斤，又白又嫩一大片，惹人喜爱。此后，附近农民都向我们要了菜籽，家家户户都种大白菜。

我们在房屋四周都种上杨树，屋前种了桃树、梨树，边上开了一条沟，引来水渠的清水，水沟上铺了一块石板，不就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了嘛，好一派田园风光。面对困境，我们还是自得其乐。

我们同农民关系很好，全村人待我们亲如一家，把我们当成自家人。种点瓜果蔬菜，大家尝个时鲜；有点头疼脑热的，有人嘘寒问暖。

有人说，逆境是财富，这是对的。我在农村9年，虽然生活受到磨难，但意志得到了锻炼，思想得到了净化，使自己更具刻苦精神，这为文革后向教育科研攻关作好了精神准备。

我的两个孩子，在农村生活9年，深知生活的艰苦，养成了热爱劳动的精神，勤俭朴素的习惯，这是金钱所买不到的。因此他们的学习、升学、工作都不要父母操心。现在女孩在报社当记者，男孩在一所大学研究所当所长。

文革中受到冲击，全家下放农村，许多人怨天忧人，愁眉苦脸，意志消沉了，把宝贵的时间浪费了。我却远离城市“武斗”“夺权”的喧闹，在溧阳农村找到一方乐土，尝试当了农民，学会了自力更生；尝试当了中学教师、自学了高中数学和大学数学。更重要的是我能够继续进行数学教改实验，使教育科学研究的航船没有停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