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国：中国教材难不难？10个国家的比较研究数据告诉你！

2008年8月29日，中央决定启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的研制工作，我很荣幸地参与了《教育规划纲要》调研起草的全过程。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呼声一直很高，同时，很多家长、社会人士，包括著名学者、两院院士都认为，减轻学生课业负担需适当降低教材难度，“适当降低教材难度”一度写进了《教育规划纲要》文本。但是，这一判断并没有科学研究的依据。从全世界科技发展的进程和课程教材改革的历史来看，教材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新的知识和方法不断被补充到教材中来。如果比较笼统地做一个判断的话，中小学教材总的说来不是越来越易，而是越来越难，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降低教材难度具有很大的风险。

中小学教材的难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水平。教材的难易不仅决定着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而且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和民族的整体素质。世界上很多有影响的教育改革都聚焦课程教材的改革，教材难度的调整常常是课程教材改革的重要内容。1958年，美国为了应对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挑战，颁布了著名的《国防教育法》，强调“新三艺”，就是以提高教材难度而著称的。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与教材难度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在没有进行认真研究的情况下就把大中小学教材的难度降下来，10年、20年以后发现是一个错误选择的话，后果就太严重了。这一疑虑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同。因此，关于这个问题，《教育规划纲要》的文本是这样表述的：“调整教材内容，科学设计课程难度”。这既积极回应了社会的关切，又保持了审慎的态度，为今后开展专题研究提供了空间，留下了伏笔。

教材难度研究非常复杂，涉及很多因素，不仅与教材的客观难度有关，也与教师的素质、教学的要求、教学的时间以及学生的能力和用功程度等因素有关。研究过程中不断有人提出，仅研究教材的难度意义不大，要把教材、教学、教师、课程综合起来研究，才能提出系统改进我国教育的意见。这一观点乍一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如果真的这么做了，大概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研究成果了。因为将无数个复杂因素堆积在一起，这一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无数凭主观发表评论的研究中的一个，成为没有任何确切结论的自娱自乐。中国教育太需要板上钉钉的、数据确凿的研究了。为了保证客观性和可靠性，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聚焦核心问题的过程。

要正面回答教材难不难的问题，有两条可以选择的途径。一是测量出人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接受能力和学习潜力，同时确定学习不同难度的知识所需要的智力程度，根据人的学习能力和潜力判定教材的难易程度。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在目前的科学研究水平上是做不到的，况且人和人还存在很大差异。另一个相对可行的办法则是通过国际比较，确定我国教材在国际上的相对难易程度，由此做出政策性的判断。为此，《教育规划纲要》颁布后不久，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启动了“中小学理科教材国际比较研究”这一课题，得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全国相关高校的积极响应。通过招标竞标，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6所大学的13个团队承担了6个学科不同学段的子课题。

课题组的全体成员精诚协作，总分结合，有步骤地收集和翻译教材、制定研究框架、研讨规范标准、确定方法原则、统计分析数据、调查验证结论、合成研究成果，举行了上百次的大中小型研讨会。很多课题组还利用出国交流或邀请外国专家访问的机会与外国同行进行了切磋研讨。课题组紧张有序，出色地完成了研究任务。

通过反复讨论，课题组确定了以下4个原则。第一，此次教材比较研究限定于理科，这样可以排除历史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涵盖了基础教育的所有6个理科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第二，研究涵盖3个学段——小学、初中、高中，以便了解不同学段教材难度可能存在的差异。第三，仅就教材的文本进行比较，虽然各国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对教材的依赖程度不同，但它毕竟是一个基本依据。教材选取的原则是使用范围广，使用时间长，得到政府部门或专业委员会的认可。第四，研究选取了10个国家进行比较，包含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通过2011年2月至2014年5月历时3年多、集中了150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把教材最难的国家计10分，最容易的计1分，把6科教材各个学段的积分相加，再除以13发现，在10个国家中，中小学理科教材最难的是俄罗斯，以下依次为：美国、澳大利亚、德国、中国、新加坡、韩国、日本、法国、英国。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10个国家中属中等水平，但10个国家的教材难度排名在6个学科上存在明显差异。

从总体上看，我国教材难度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但在广度、深度和不同知识主题的难度上表现出不同特征。有的学科教材容量不大，更重内容深度，表现出“窄而深”的取向，如物理学科；有的学科教材覆盖面宽，知识点多，但内容较浅，表现出“大而宽”“浅而散”的倾向，如化学学科。

既然我国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在世界上处于中等水平，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学生课业负担特别重呢？13个研究团队基于对我国中小学教学长期的观察、调研发现：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是课外加码和教不得法所致。在对教材难度进行国际比较研究的同时，课题组还对中小学各学科的实际教学情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发现我国中小学的实际教学难度比教材难度平均高出50%—100%，同时又布置大量作业，重复练习问题严重，占用了学生大量课余时间，而且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本课题揭示了我国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并非由教材难度过高所致的事实，同时对我国教材编写内容与形式的改进也有很多启发。从教材编写理念看，我们还基本停留于老师讲、学生听的模式，即注重概念、定义、例题、练习的讲解，内容缺乏问题性、探索性和创造性，更缺少从学生出发、以学生发展为导向的编写思想。我国教材编写的改革还有很大空间。

（一）加强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系统设计，注重不同学段的有效衔接

国际比较发现，我国中小学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缺少学段间的整体规划，缺乏不同学段之间的有效衔接，学科知识的系统性体现不够。有的学科课程标准没有一体化设计，在一标多本的教材编写模式之下，不同学段教材编写团队各自独立，未能通盘考虑。我国教材编写需要加强教学内容和目标层级的整体设计，对能力培养和态度形成进行系统安排，帮助学生对学科形成整体认识，完善教材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过程性和衔接性。

（二）变革教材呈现方式，增强趣味性

我国教材的编写基本遵循“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的要求，不利于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师生互动。国外教材普遍比较重视栏目设计、版式设计、语言表达、插图编排以及内容组织的多样性，同时注重趣味性，教材的编写意图和教学思想也非常清楚，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易于教师把握和处理教材。建议我国教材中增加实物图、示意图、模型图、概念图、表格等形象、直观、生动的素材，运用类比、模拟等方法，增强教材的吸引力。

（三）优化教材结构，加强知识类型的均衡选择

国外教材重视科学性与逻辑性，多从问题入手，强调知识的整体构建。教材编写能考虑学生认知特点，突出同一概念或同一主题内容在不同年级的逐步深入，重视知识编排的递进性。我国教材在编写时需更加注意按照不同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知识基础，螺旋式设计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态度目标及其教学安排。针对教材中不同类的知识或主题难度不够均衡的问题，需要改进设计。比如，加强信息技术在数学学习中的作用；物理教材要适当增加教材的广度，降低教材的深度，实验内容的设计应更加科学；化学教材应适当减少偏离核心概念的知识点数量，收缩知识的覆盖面，优化实验和习题，强化学生思维训练等。

（四）加强国情和本土文化的渗透，融合价值观教育

教材的本土文化渗透是指将本国地理、历史、艺术、文化、科技等渗透到教材中，以培养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国外很多教材都特别重视文化渗透。如物理教材普遍注重科学-技术-社会观念的渗透；新加坡科学教材专门开辟了“国民教育”栏目；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教材频繁出现与科学有关的人物、艺术作品赏析；等等。相比其他国家，我国教材的文化渗透较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建议我国教材编写加强文化渗透，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五）注重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国外教材非常重视与现实生活及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重视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比如，数学习题常常涉及文化、商业、家庭理财等方面的生活实际问题，突出知识的运用。建议我国教材增加应用性知识的比重，拓展与学生生活相联系的内容，习题更多以实际生活为背景，以培养学生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如此大规模、多学科、跨部门的实证研究在中国是罕见的，在国际上也是少有的。本课题在取得了大量数据和重要发现的同时，对国家课程教材政策、学术规范和学术队伍建设、社会认知和国际学术研究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为国家课程标准修订和教材编写提供了科学支撑

长期以来，要求降低我国中小学教材难度的声音始终存在，制定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和编写教材的专家学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种主张并直接影响到对课程标准的修订。本课题取得阶段性成果后，袁贵仁部长在研究报告上做了长篇批示。在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指导下，课题组举行了大型课题成果报告会，来自全国各地的课程标准制定委员会专家、教育科学与教学研究专家300多人出席了成果报告会。本课题对我国新一轮课程标准的修订产生了直接影响，为今后教材的改进提供了科学支撑。

（二）有力促进了教材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队伍建设

课程教材研究是国际教育历久弥新的研究领域，在我国，其研究成果和研究队伍也占到总量的30%以上。本课题在研究的初期和中期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讨论研究的标准、程序及方法，形成了统一的研究思路、标准和方法，为保证研究的质量和得出科学的结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同时，本课题带动了6所部属师范大学的学科教学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本课题还促进了6所大学学科教学论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协同创新的成功案例。

（三）对形成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课题报告发布之后，各大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东方卫视等进行了专题报道；《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教育报》均以大篇幅进行了专题报道，特别是《光明日报》两次以整版面进行了报道，进行了专题报道的报纸杂志累计近百家；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等300余家网络媒体转载报道。这不仅增进了人们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原因的正确认知，增进了人们对教育科学研究重要性的认知，而且增进了人们对深化教育改革、支持教育改革的认知。

（四）极大地改善了我国教育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形象

在研究过程中，很多课题组成员与外国学者，包括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学者进行过交流，或者在国外做过演讲。外国学者在听说了本研究的规模和方法后，无不表现出惊讶和敬佩，坦承组织和开展如此规模的研究在他们国家是难以想象的。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实证研究是科学研究的基础，但课程和教材不仅是科学问题，而且是历史和人文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研究需要从事实研究向价值研究拓展，不仅关心教材的难度，而且关心教材的质量，不仅关心“难不难”，而且要关心“好不好”。

目前的研究是从各国正在使用的教材入手进行的比较研究，是一种共时性研究，但教材改进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并且会继续发展。我们的研究要面向未来，就要拓展到历时性研究，特别是教材内容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教材编写与现实生活中知识应用的关系、教材呈现与创新能力培养的关系以及多个学科知识综合运用的要求。确实，教材编写与教材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在教材实际使用过程中，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师生关系都极大地影响着教材的使用效果，这些都有待系统化的深入探讨。希望我们的研究成为教材研究和学科教学研究的新起点，能够激发更多更好的研究，为科学、高效和创造性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为“中小学理科教材难度国际比较研究丛书”总序，作者袁振国，微信编辑时有删节。）

（来源：教育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