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院长：中国教育好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外一篇）

我是一名经济学者，有三个原因让我对教育问题有极大的兴趣：

一是我的求学经历（清华、哥伦比亚、耶鲁、哈佛）

二是我的执教经历（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加州、清华）

三是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担任院长至今8年多的经历。

由于我并没有受过教育学系统训练，所以不熟悉教育学的方法和分析框架。我是一名教育实践者，所以我就从直观的观察开始。

首先，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中国教育的成绩。中国过去35年经济高速增长，如果教育完全失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肯定成绩是容易的，但是肯定到点子上并不容易。

我的第一个观察是，中国在大规模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很有效，使得中国学生在这方面的平均水平比较高。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做“均值”较高，意思是“平均水平”较高。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优势，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都望尘莫及的。这从“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上海学生的表现，在三个科目（阅读、数学、自然科学）中都名列前茅，可见一斑。当然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平均水平，但是在这个测评中，农民工子女比美国中产阶级子女、艺术院校学生的数学比美国学生平均水平都要强，这更说明了问题。

我们是如何做到的呢？政府和民间对教育的投入，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中国学生在学业上花的时间多，都是原因。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通常的度量是教师是否准时上课，学生是否有课本等十分初级的要求。虽然中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教师的敬业程度还是令人钦佩的。即使是高等教育，在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方面，按平均水平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

这种教育优势对推动中国经济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的增长非常重要，因为它适合“模仿和改进”的“追赶”作用，特别是在与开放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开放让我们看到了先进，加上我们的毕业生基础知识扎实，模仿能力强，挣钱动机更强，员工队伍整齐，就有了很强的执行力，就追赶上来了，这在制造业非常明显，即使是服务业也一样。在引进先进的IT技术和管理流程，超级市场的收银员、银行的柜台服务、医院的挂号和收费、出入关的检查等重复性的、规律性的大规模操作，中国服务人员的速度和精准程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

我的第二个观察是，与“均值”高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是“方差”小，也就是杰出人才少。“方差”也是统计学的概念，是衡量一个随机变量偏离平均数的累加起来的程度。简单地说，“方差”小就是两端的人少，出众的人少，“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

我们都知道，杰出人才的出现是小概率事件。如果说“天赋”的分布在不同人种之间没有太大差别的话，那么出现杰出天赋的概率就应该与人口正相关。中国有13亿多人口，但是至今没有中国学者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这就表明了一种问题。还有其他证据说明问题。我们不用去同发达国家比，与印度的比较更有说服力，因为两国的人口基数差不多，而且印度的人均收入比中国还低。印度教育的平均水平肯定不如中国，但是它在出现突出人物方面比中国显著。从我自己平常接触到的例子看：全球著名商学院中的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康奈尔商学院、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都是印度裔；全球著名大跨国公司中，微软、百事、德意志银行、万事达卡的现任CEO也都是印度裔。但是目前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这类商学院和跨国公司的CEO。

我们不否认中国人才中缺乏创造力，缺乏领导力，缺乏影响力。钱学森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我的直觉是，恐怕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杰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吗？也许不是。杰出人才很可能是在一种有利的环境中“冒”出来的。所以创造环境（或者说“培育”）远比“培养”更重要。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在2010年8月清华大学本科生开学典礼上和在2011年2月黑龙江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都强调了中国学生缺乏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问题。好奇心和想象力部分来自天生，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但是后天会把它们磨灭。完全有可能的是，受教育越多，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变得越少。由此来看，正是我们的教育把人先天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给“扼杀”了。再加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那学生怎么可能有创造性呢？

因此，不是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学校“扼杀”潜在的杰出人才的问题。在好奇心和想象力被扼杀，在个性发展受压抑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减少了。

“方差”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低收入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靠模仿和改进，人才“方差”小无关大局，甚至还是长处，只要“均值”不低。但进入中等收入后，当需要以创新驱动发展时，“方差”小的后果就严重了，因为这影响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这样，我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观察，即人才的“均值”高和“方差”小的特点，既能解释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成就，又能预示在未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如果说在知识和能力上是高“均值”、低“方差”的话，那么我的第三个观察是，在人的素养、价值等方面，我们的问题就是低“均值”、高“方差”了。

低“均值”是指人们经常批评的人的素养平均水平低。而人的素养的“方差”大，是指太差的人不在少数。这在反腐中暴露出来的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多么让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这其中很多都是那些高智商、低人格的人做的。知识水平高，做人很差的，就是钱理群先生讲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国教育的问题，决不仅仅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更严重的是造就了不少没有人格底线的人。

这就要来审视我们的“人才”观了。正因为我们对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有紧迫感，所以就特别重视“才”。这种急功近利的结果呢？不但“杰出人才”的培养仍是问题，而且轻视对“人”的素养的培养会造成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讲人的素养，是一个真正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做人准则，是人格底线。爱因斯坦早就说过：“学校的目标应该始终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 戴安娜王妃也多次对她的长子威廉说，“你在成为王子之前，先要成为一个人。”他们讲的都是先做人，再成才。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还不是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而是如何培养真正的“人”的问题。

以上是我对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和这些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的三个观察，可以用“均值”和“方差”来概括：

一是我们的优势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均值”较高，这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起了推动作用。

二是我们的劣势是基础知识特别是能力的“方差”太小，杰出人物太少。这就导致创新不足，对未来中国经济以创新驱动发展非常不利。

三是教育除了为发展经济服务的功利作用之外，教育对人的素养培养和人的价值塑造以及对文明社会建设更为重要，而人的素养的“均值”低却“方差”大，是中国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掣肘。

（来源：武连峰-好文共赏）

我把儿子送到美国，一篇引发国人深思的热文

高娓娓

当我把九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象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二个小时，下午不到三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

那个金发碧眼的美国女教师看见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六年级以前，他的数学不用学了!” 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的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在中国，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 而在美国，他没了负担，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给我一句美国英语：“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致此?也只能听天由命。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打着电脑，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电脑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敢去做吗?

于是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十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

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二十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 我没赞成，也没批评，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楞，一是因为我看见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三十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篇作文又出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

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范围可循，这次真可谓不着边际了。儿子真诚地问我：“饺子是文化吗?”为了不耽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 费了一番气力，我们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覆覆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电脑前煞有介事地作文章。 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么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在饺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无疑是把文章作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十页，又是自己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一本本的参考书。

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安排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 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感到骄傲，但是她为我们感到震惊。“是不是?”儿子问我。

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孩子怎么一下子懂了这么多事?再一想，也难怪，连文化的题目都敢作的孩子，还有什么不敢断言的事吗?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 “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 “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里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循思其中的道理了。

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十二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样子，按照年代事件死记应背，书中的结论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电脑和微缩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象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 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看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从不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和公式的灌输，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目光引向校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 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本真的创作和尝试。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应试教育，想到那些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背着沉重的书包、应付繁多的作业、面对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和束缚。

（来源： 草野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