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减负”是我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战略性错误

     前几日，“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公众号推出了我一篇短文，主要是对此前推出的关于《试解“钱学森之问”》一文的补充说明。该文中有关“学业负担”是教育改革中虚假问题的观点，引起了部分读者的误解，因而我在上篇短文中做了一些补充性的说明和阐述。不曾想，这篇短文发出后，又引起了新的误解，尤其是引起了教育部门一些领导的误解。我觉得，有必要再次更加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我看来，把“减负”当成我国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用尽手段、玩尽花样，只为片面的“减负”，这不仅是以错误的方法解决虚假的问题，而且是我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错误。它在错误的方向上空耗我们教育领域宝贵的资源，很有可能会把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带向一个“学业不精，负担不轻”的深渊，必须尽快予以纠正。

首先还是需要说明，我并不否认我国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这个现象，也不是反对减轻学业负担，而是反对目前以错误方法解决虚假问题的片面“减负”，其片面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稍微对我国中小学教学一线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我们的学校里，虽然绝大多数孩子学都的确学得很辛苦，负担确实很重，但稍微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每门课都既有吃不消的学生，也有吃不饱的学生；每个学生都既有负担过重的课程，也有没有学够的课程。这种现象的成因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每个孩子的天赋不一样、兴趣爱好不一样、志向不一样，甚至有的孩子和这样的老师对脾气，有的和那样的老师对脾气，等等，各种各样的差异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孩子在不同课程上的表现。在引导学生形成合理知识结构的前提下（如你想将来成为物理学家，那么数学课你不能不学好），我们应当容忍那些对孩子来说非致命性的所谓“偏科”、“跛脚”，在这些科目上大力“减负”，只要达到最低基准即可，并且要通过切实的改革来保障高考时这些“跛脚”但符合基准的科目不会影响其总分；在孩子感兴趣、对他未来发展很重要的科目上要鼓励学生适当地“加负”，其实在这类学生自己感兴趣、想学得更好的科目上适当加重学习任务，一般不会形成学生的“学业负担”。然而，由于懒政的惰性，在当前的“减负”战役中，我们不少地方的教育部门采用的是不问青红皂白的覆盖性炮击的战术，似乎只要是学业就必是负担，须减之而后快。有的地方甚至一方面全面减负，一方面还喊出了“不分科”的改革口号，统统学，统统减。不想学的也必须学，而且要进行全体、全面的大比拼，撑死你，撑到你恶心；想学的也不允许多学，去校外学也不行，就是要馋死你，饿死你。真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真心在减轻孩子们的学业负担，因为迫害狂倾向实在是有点明显了。

在中小学教育改革过程中，我们有些领导只会喊“减负”这一句口号，只会做“减负”这一件事情。似乎“减负”就是目的，负担减下来了，教育改革便成功了。忙了多年，学业负担未见减轻，那是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要继续在片面“减负”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这样的教育改革，是典型的盲目乱改，除了给我们的官员带来某些虚假的政绩外，我看不出它给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国家，能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办教育的根本目的还是促进下一代的成长，是为国家和民族培养一代新人。所有的教育改革，都应当始终围绕“人才培养”这个目标展开。所有的教育政绩，都必须以人才的培养情况作为衡量指标。单单把所谓“学业负担”“减”下来了，人才没有培养好，这样的教育改革，其成绩单仍然应该是零分。何况你实际上连学业负担也没有真的减下来，只是制造了一点“减负”假相而已！这样一种盲目的教育改革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尽快回到正轨，把培养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所需的多种多样的人才明确作为我们教育改革的目的，以各行各业拔尖创新人才和国民科学文化素养的培养等成绩作为衡量教育部门政绩的基准。我们要明确地把为培养各行各业各种各样人才的需要服务，当作我们通过教育改革来减轻学业负担的根本目的。要明确地要求有关部门必须有的放矢地减轻学业负担，要杜绝把学生的青春年华耗费在毫无意义的全体、全面大比拼上。简单地说，减负的真正目的，就是要让刘翔成为刘翔，让霍金成为霍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未来刘翔的数理化等学业负担减下来，把未来霍金的体育达标标准降下来，从而让他们轻松愉快地成为他们自己。那种把“减负”当成目的，把虚假“减负”当成教育改革政绩的盲目改革，必须尽快予以坚决的制止和纠正！

在这场以“减负”为主题的教育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的效果一直不理想，加上懒政思维的制约，我们有些地方的教育部门采用简单加码的方式来应对学业负担越减越重的问题，利用其手中掌握的政府公权力不断加强和加大所谓“减负”的强制性和覆盖面，用突击检查、一票否决之类的行政措施，强制全面推行那种不顾实际情况的片面“减负”。譬如：“基础教育课程标准”是国家制定的面向全体中小学的关于一门课程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等的教学指导性文件，它提出的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要求。在理论上讲，达到了这样的标准，我们的课程教学才是符合国家要求的。从以前的“教学大纲”到今天的“课程标准”，反映了我们在基础教育领域里的管理方式从知识中心转向能力中心、从刚性管制到弹性指导等一系列深刻变革。然而，在关于“减负”的这场教育改革过程中，不少地方领导把课程标准当成了最高标准，对所谓“超纲”现象采取全面封杀的手段，甚至还要把这种封杀延伸到校外教育机构当中去。试想要是我们所有的中小学都以课程标准的基准要求为最高标准，不管学生实际上是不是感兴趣，不管学生是不是想学，也不管学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提高的能力，不管那些所谓“超纲”的知识和能力对学生的未来发展是否具有重要意义，统统封杀，这样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迷失了方向？未来刘翔的体育课只允许达标，不许“超纲”；未来霍金的数理化等也只能以课程标准为最高限度。试问：这样的教育，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压制人才？！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我们某些领导脱离实际,离教育一线太远,又缺乏起码的教育专业操守和科学精神。他们即便天天到中小学校园去,也是用高高在上的领导姿态在望远镜中看我们的教育实践，实际上根本不了解中小学教育的实际情况。如果再加上其固步自封，刚愎自用，那错误甚至战略方向性的错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说片面“减负”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其战略性至少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其一，直接威胁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长期培养和长远选拔储备。

纵览历史、横看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靠一个“1+1=8”的傻瓜教育体系，就能够支撑起一个高科技发达的国家创新体系。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言辞恳切地强调：为了国家的发展，我们必须尽快地把教育搞上去，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他说：“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同志清楚地看到并明确地指出了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和创新能力提升之奠基性工程的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且向全社会发出了培养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的各行各业各种各样优秀人才的号召。他一方面在教育领域积极推动改革开放，胸怀宽广地鼓励一大批优秀青年走出国门去求学；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所需人才从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教育，绝不可能仅仅依赖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体系来为我们培养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他还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培养绝不能仅仅对高等院校提出要求，而是要从娃娃抓起，要在教育领域为中国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奠定一个牢固的基础。多年来，党和国家把“科教兴国”始终放在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上，努力普及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推动教育事业的卓越发展。我们作出的这一切努力，就是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强调的这条战略思想。然而，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有些领导恰好忘记了这一改革的初心，忘了本应始终指导我们教育改革的“人才培养”这一重要战略目标，让眼前的虚假政绩蒙蔽了自己的战略眼光，但求“减负”，不问人才。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改革还不是错误的，那还有什么样的教育改革是错误的？

其二，全面威胁我国多元化人才培养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目前很多地方推行的这种不问青红皂白的片面“减负”，它打击和禁锢的不只是科技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而是影响和拖累了我们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培养。我在《钱学森之问》一文中也曾强调过，我所说的拔尖创新人才并不仅限于科技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而是社会各行各业都需要我们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我这里不是要写一篇用来交任务的所谓学术论文，所以我们在这篇短文中不用讲太深奥的理论，我就用最直白的话来说，这种片面“减负”的教育改革，并不只是要按照最低的基本标准把未来霍金的数学、物理课的所谓“学业负担”减下来，而且还要强迫未来的刘翔去和霍金比拼数学和物理成绩，强迫未来的霍金和刘翔比拼体育成绩。虽然他提出的要求只是课程标准中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很多时候是超过这种要求的，只是他们不承认），但问题是你必须在各门要考试的功课上都要和其他同学比拼。你喜欢花花草草，将来想当园艺师？对不起，不行！因为你的数学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一，你的外语课成绩排名倒数第二，在全省同年级学生中你的排名就更靠后了，所以我们不可能让你考进大学的园艺专业！你想当世界一流的作曲家、舞蹈家、面包师、修理工？对不起，不仅你想学的那些不能“超纲”，你不想学的也必须和其他同学去比拼。为了防止理科生缺乏文化素养，或者为了提高文科生的科学素养，我们有些地方干脆就喊出“不分科”的口号，这是很不专业的、脱离实际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们的教育改革必须尽快打破片面减负的桎梏，明确喊出“提供最适合孩子的教育”这句口号！为了让学生在其乐学愿做的学科得到充分发展，我们要把那些对其未来发展不是十分重要的科目的学业负担坚决减下来，只要达到国家课程标准规定的最低基准，通过全省统一的通过性毕业会考即可。你达到标准了，取得了高中毕业证，就可以去报考你心仪的大学了。至于各个大学每个专业如何招生，那需要每一所大学根据他们不同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标来确定。为了公平公开，每一所大学要向社会公开不同专业的招生方案，包括不同专业对不同学科的要求和成绩计算权重。同时加强政府监察和社会监督，让腐败的一次性代价就高到不可承受的程度。实际上，腐败和怎么考、怎么招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和有没有监督，特别是有没有公开透明的社会监督，才有着根本的联系。要通过面向社会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保障我们的学校尽力提供最适合孩子的教育，保障我们在人才培养和甄选过程中能够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

多年来，我们在“减负”的教育改革过程中，经历了反反复复多次折腾，从学校内部控制到学校外部教育机构的控制，高考从“文6理7”到“3+X”、“文综理综”和“6选3”等等，可谓花样迭出，费尽心机，不一而足；但再看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似乎并没有看到多少真正减轻的迹象。这张屡战屡败的改革成绩单，实际上已经说明我们这场名谓“减负”的教育改革存在着重大的问题和严重的疏漏，在战略上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一剂又一剂猛药下去，多年一直不见效，如果还不进行重新检查和分析病因，那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利而罔顾事实，便是死不认错的愚蠢庸医了。

我国教育改革应当尽快摆脱目前这种以错误方法解决虚假问题的状态，必须尽快回到真问题上来，把教育改革具体实践的自主权还给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们，从顶层设计走向群策群力，有针对性地探寻解决不同问题的不同方法，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才有可能达成既减轻学业负担，又为国培养大批人才的改革目标。

    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应当始终牢牢记住：人才培养，才是衡量一切教育改革成败的核心标准。

    作者项贤明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中华教育改进社副理事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