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脱下官帽 全力攻关

8.脱下官帽   全力攻关

    尝试教学实验研究发展迅猛，许多县、市都在大面积推广，急需要一本系统的理论书籍进行指导，也需要我亲临各地去指导。而师范校长行政事务繁忙，我家住在常州城区最西边，而学校在最东边，每天骑自行承上班往返要花将近两个小时。时间矛盾越来越尖锐。在我面前有两个选择，或当校长，或搞实验，两者只能选取其一。当时我想能当校长的人很多，而搞尝试教学研究的全国只有我一人，我思量再三，决定辞去校长工作，集中精力搞实验。

    开始，教育局党委不同意，好说歹说磨了多少次，总算同意。可是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又不同意，说邱学华是师范学校为数不多的特级教师，不能调出师范教育系统。我又去做工作，直到1988年8月才正式调离师范，到常州教育科学研究所当一名普通研究人员，调动时我坚持不当所长，做一个普通的研究人员。后来常州市委组织部把我作为能上能下，能官能民的知识分子典型。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决定是对的，这样才能使我有时间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撰写著作；才能跳出常州，到全国各地宣讲尝试教学法，指导实验工作。不过对个人来说损失不小，师范校长是处级，工资少了，住房面积也少了。

    我辞去师范校长职务，许多朋友说我是傻子，有官不当，有权不要。还有一些人乘机放出谣言：“邱学华在师范混不下去了。”“邱学华犯错误了，免职了。”对于这些议论谣言，我不屑一顾。

    在教科所做一名普通研究人员，使我换来了最宝贵的时间。在常州师范当校长期间，我搞研究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我没有星期天、节假日，吃了苦还要被旁人说“不务正业”。调教科所以后，搞研究就是我的正业，我可以正大光明全身心地投入，心情感到特别轻松愉快。教育局和教科所领导非常关心照顾我，一般不布置其他任务给我，让我集中精力搞尝试教学实验研究。

    这期间，我从几个方面抓紧工作，形成攻关态势：

    （1）有计划学习现代教学理论著作，不断充电；

    （2）为了手中有典型，有计划建立实验基地，培养实验研究骨干教师；

    （3）到全国各地宣讲尝试教学法，大力推广；

    （4）申报“八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尝试教学理论研究与实践”，组织全国各地106个子课题配合研究，争取把尝试教学法升华到尝试教学法理论。

    （5）把尝试教学法推广到中学、幼儿园、聋哑学校等。

工作千头万绪，十分繁忙，真是比在师范当校长还忙，不过都是自己主动要求做的工作，没有任何人逼我去做，再苦再累心里也是欢畅的。

    尝试教学思想引进幼儿园，我是看到一则报道引发的思考。有一篇报道介绍，在75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记者采访一位老学者：“请您谈谈，您是在哪所大学、哪个著名的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老学者略想了一下说：“在幼儿园，我学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朋友，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前要洗手，做错了事要道歉，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周围的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东西就是这些。”与会科学家都表示赞同。

这篇报道虽不长，但极大地震撼了我。这位老科学家的话给了我两点启示：一是幼儿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幼儿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精神和良好的习惯。由此使我下决心把尝试教学思想引起幼儿教育，培养人的尝试精神从幼儿开始。

    说干就干，我立即联系常州市的5所幼儿园作为实验基地。我在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工作过，就是没有当过幼儿园老师，这项实验可以使我有机会向幼儿园教师学习，补上这一课。幼儿园老师工作认真，虚心好学，我很乐意跟她们合作。我们一起备课、一起施教、一起总结。实验效果令人满意。幼儿教育实验研究的定位在“培养幼儿尝试精神”，着眼点是培养一种精神，不要生搬硬套中小学的尝试教学模式，总结出幼儿教学活动的“四前四后”：

幼儿在前，教师在后；尝试在前，指导在后；

练习在前，讲解在后；活动在前，结论在后。

    5个幼儿园在实验取得成效后，逐步推广，先后已由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南、湖北等地300多所幼儿园参与。研究成果《幼儿尝试教育活动设计》一书，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已成为幼教方面的畅销书。

    这期间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到全国各地宣讲尝试教学法，全国各地都纷纷邀请我去，真是应接不暇。为什么各地教师如此地欢迎我，除了尝试教学法本身的生命力外，主要是我能给小学生上示范课，既做报告又借班上课成了我讲学的特色。许多教师反映，听了邱老师讲座还是一知半解，模模糊糊的再听邱老师上示范课完全清楚了。这样讲一地，传一片，尝试教学法逐渐传遍全国。

    每次讲学对自己也是一次教育，感受到广大教师对教育的热诚，对学习的渴望，他们是尝试教学法的实践者，是我最强大的后盾。每次都有难以忘怀的激动场面。通过到全国各地的讲课，我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传送给广大教师，所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称我为：

教育的光明使者  创造许多纪录的长者

    几十年来，我为教师讲座1000多场次，听众上百万。这里仅写印象最深的三次。一次在西藏拉萨，世界最高的地方；一次在广东佛山，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场；一次在昆明，边远贫困山区教师参加最多的一次。

    （1）.1992年8月，我应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教体委的邀请，赴拉萨讲学，宣讲尝试教学法。行前，大家都劝我不要去，说高原反应会使人头痛不适，流鼻血，甚至耳朵也会出血。我没有被吓倒，毅然去了。

那天，拉萨市教研室的同志带着氧气袋到机场接我。说也奇怪，我走下飞机，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只感到空气特别新鲜，根本用不上氧气袋。我在拉萨连讲了5天，每天都要讲六七个小时，连西藏的同志都感到惊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拉萨，我见到了山东省援藏干部模范共产党员孔繁森同志，他当时还是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工作，他设晚宴接待我，非常和气，没有一点架子，谈吐豪爽，对西藏教育事业充满信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对我说：“西藏教育落后，您难得来一次，给我们老师多讲点。”

    拉萨市教研室组织了五六百位教师听我讲学，其中70%是藏族教师。他们大都是内地民族学院培养的，都能听懂普通话，听我的讲座没有问题。我最担心的是借班上示范课，亲自用尝试教学法给小学生上课，如果藏族学生听不懂我的话怎么办？如果他们不适应我这一套教法怎么办？如果学生都不开口，如何把课上下去呢?

    那天上示范课的内容是“三步复合应用题”，借的是拉萨市实验小学四年级藏族班。结果出人意料，学生思维很活跃，课堂气氛热烈，顺利地完成了教学任务。藏族学生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内地的汉族学生也很难讲得这样标准。学生思维敏捷，反应快，我并没有讲例题，让他们尝试自己编题、自己做题，结果全班95%的学生都做对了。最后，我布置一道思考题让他们试做:“电视机厂一月份生产彩电1500台，二月份生产的台数是一月份的两倍，三月份生产的台数比前两个月生产的台数总和还多500台。三个月一共生产多少台?”这是一道六步计算应用题，已超出教学大纲的要求，可是全班有60%的学生都能算出来，使我大为吃惊。有个名叫次多的小同学竞能列出最简便的算式:1500×(1+2+1+2) +500。我在全国各地都借班上课，比较来看，这个藏族班学生的素质已达到一流水平。

    进藏前，有人说藏族学生由于高原缺氧，思维反应慢，记忆力差，这是毫无根据的。从实验小学藏族班的情况来看，只要教学得法，藏族学生同样能达到高水平。

    （2）.1999年在广东佛山市举行全国协作区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会，除有大陆几位顶尖的小学数学特级教师上课外，还邀请了香港、澳门、台湾的优秀教师上课。这是一次两岸四地教师共聚一堂的盛会，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教师参加，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学校更是非常重视，开了校车来听课，参加观摩会竟有近五千人，把偌大的一个佛山体育馆挤得水泄不通。体育馆门前广场以及四周路边都停满了汽车，公安局都出动民警来维持交通秩序，盛况空前。

    近五千人怎样搞观摩会，简直不可想象。上课的学生在体育馆中间比赛场地，听课的教师坐在学生周围及四周看台上。全场用的是搞演唱会的音响系统，声音清楚响亮，采用闭路电视，四周看台上有几十台电视机同步放映课堂实况。黑板两旁还有大屏幕投影。上课用多媒体电脑辅助教学，大家都能看得清楚。观摩教学应用了现代科技，一派现代化气息。当时到会的港、澳、台教师都很吃惊，一次教研活动有这么多人参加，大陆教师对教学改革有如此热情，教学设备如此现代化，这一切使他们感到由衷的敬佩。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教师，她们是第一次到大陆，以前只听说大陆很落后，可是见到广州、佛山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在体育馆里搞如此大规模的教学观摩活动，有如此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大陆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她们说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羡慕得都不想回台湾了。在这次观摩会上，我上了三年级“年、月、日”一堂课，我的两位弟子，深圳的黄爱华老师和香港的谢爱琼老师也都上了一堂课。

（3）.1997年，在昆明市举行庆祝香港回归小学数学课堂教学观摩会，我上五年级“质数和合数”一堂课，学生是借中华小学的学生，虽是刚见面，但是学生们都喜欢我，上完课久久不愿离开“课堂”，有的学生拉着我的手说:“邱老师，不要走了，留下来当我们老师吧。”听了实在使人感动。这次活动在昆明体育馆举行，有三千多人参加。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是邀请贫困山区的教师参加，名额由省教研室同各地市教研室商定分配，一共邀请了200多位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教师，他们不交会务费，还赠送会议资料，对其中20位优秀教师，还可以报销车费和住宿费，经费是从会务费收人中解决。在优秀教师座谈会上，他们激动万分，因为他们大都从来没有走出过山区，这是第一次到昆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规模高水平的观摩会，第一次学习尝试教学法的先进教育理论，说着说着都流下了眼泪，感谢我做了好事。我说，不要感谢我，我并没有拿出一分钱，是党和政府为大家创造了这样好的条件，我也是来学习的。这件事，受到云南省教育厅领导的赞赏，称赞把教育扶贫工作真正做到实处。

    云南省教育厅曾组织调查组深入山区调研，他们发现边远山区许多教师都能用尝试教学法上课。我听了十分高兴，这同我十多次到云南讲学，每次做一点扶贫工作是分不开的。我相信，只要付出，定有回报。

    以后，每次开研讨会或观摩会都有扶贫措施，有时干脆把观摩会放到贫困地区召开，所有做报告的专家和上观摩课的特级教师都义务讲学，同时组织沿海地区的学校和当地贫困学校建立手拉手关系，就在观摩会上签订协议。我想，我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每次只能帮助十几人或几十人，如果大家都来做这件事力量就大了，

    回到常州，我主要的任务是写作，我的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如《尝试教学法》《邱学华小学数学教育文集》《中国小学数学四十年》《小学数学教学研究》《尝试开拓创新》等。每本书都有几十万字，任务非常艰巨，我必须利用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天坐在书桌前10多个小时，的确很辛苦，可是我觉得每天生活很充实，很有价值，当一本书写成后，心中产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是无法用文字形容的。

    辞去师范校长职务，到教科所8年，争取到宝贵的时间。这段时间正是尝试教学法升华到尝试教学理论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正是尝试教学法向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时期；这段时间正是我写作的旺盛时期；这段时间正是我跑遍祖国山山水水到处讲学的时期；这段时间对我一生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是在中国许多单位里，不干活的非议干活的，干得越多，遭受的非议也越多。我不会坐办公室一张报纸一杯茶混日子，搞教育科研必须深入基层，亲临教学第一线。由此，我常常遭到非议，“邱学华经常不上班，没有组织纪律”，“邱学华到处讲课，想捞钱”，“邱学华只能搞小学，有什么水平”，“邱学华只能跑跑农村”……听了这许多非议，我一笑了之，根本不去理会，我已经没有时间同这些人纠缠了。

    按政策我承担的国家研究课题还没有完成，我可以延长到 65岁退休，为了摆脱一些人的非议和纠缠，1996年我按时办理退休手续。这样我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