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大学教师 探索新路

5.大学教师   探索新路

    大学毕业，留校当了助教，事实上我已经在师大附小工作了。按我的特长，分配在教育系教学法教研组，教授《小学算术教学法》。一个农村小学代课教师成了大学教师，从此我正式走上教育科研的道路，开启我成长的新的起点。

    按当时规定，刚毕业的助教是没有资格上课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教授批改作业和课后辅导，必须要有两三年时间准备才能开课。可是我到教育系报到时，组织上通知我，我的指导教师沈百英教授病了，要我立即开课。命运又迫使我破格——毕业就开课。

    我并不害怕，教材是大跃进时自己参加编写：《小学算术教学法讲义》，五年的小学教师生涯，使我具备了较好的教学艺术，又有生动有趣的实例，因此我的课大受大学生的欢迎。

    我很快发现教育系学生普遍不重视“教学法”这门课，他们认为教1+2=3，没有什么理论，没有什么困难。我这个人爱动脑筋，会想点子。记得在小学第一堂课，把算术课上成故事的“绝招”，现在我也要想一个“绝招”整这班大学生。

    我对他们说，请推一个最能干的同学，明天到附小上一节算术课：“9加几”，大家同时一起备课，全班学生都去听课。这个最能干的同学，觉得很简单，欣然接受这个任务。结果，这个最能干的同学，把准备的内容在10分钟里讲完了，愣在讲台上无话可说，急得满头大汗，看着我焦急地问：“邱老师，怎么办？”大家都为这位同学捏了一把汗。时机成熟，我请附小教师上这节课，全班同学再听附小教师上“9加几”这堂课，这位教师把这堂课上得有声有色，既讲清9加几的规律，又用做游戏的办法让学生熟记9加几的结果。最后我做评析，讲清这位教师上得好的原因，运用了什么教育规律，根据一年级小学生的年龄特点如何进行教学设计。这下，这班大学生全服了，认识到教学法大有学问，所学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如何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事实上我这堂大学的课例，已经有了尝试教学的味道。我这样理论联系实际上课，深受大学生欢迎，我教的大学生有的已成为大学教授、教育专家，大家见面时，还津津乐道谈论当年我上课的趣事。

    在大学上课看来没有问题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大学教师除了上课外，还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当时在我的面前有两条研究的道路：

    一条是关起门搞研究，先广泛搜集资料，汇集各方面的观点，再作理论上的分析，就能写出论文或专著，这种办法既省力又容易出成果；

    一条是深入中小学搞教育实验和调查研究，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而教育实验周期长，又容易受外界因素干扰，往往是既费时费力又难出成果。

    但我觉得第一条路大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话，理论分析得再好也是别人的东西。第二条路虽然艰苦，搞的是自己的东西，能够产生新方法、新思想和新理论。

    从古至今的伟大教育家，从孔子到陶行知，哪一个不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产生他们各自的教学理论呢？更何况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也特别提倡知识分子到基层去经风雨见世面。我毅然决然走出大学校园，深人教学第一线搞教育实验。从此，我始终坚定地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路上。这是一条最终引导我从成功走向更大成功的道路，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其实也是知识分子的一条必由之路。

    搞教育实验必须有实验基地，我主动向教育系领导请示到附小搞实验研究。决心已下，我就一边在师大上课，一边到附小搞教学实验，为了工作方便还兼任附小副教导主任。由于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附小，我就和附小教师住在一起，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学习。由于大学上课不多，每周4课时，我大部分时间在附小，所以很多人弄不清我是大学教师还是附小教师。

    几年里，我以师大附小为基地，并深入上海许多学校。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到建襄民办小学帮助工作，这是吴佩芳校长带领一帮家庭妇女创办出来的。根据吴佩芳的事迹，当时拍成电影《鸡毛飞上天》，并搬上了沪剧舞台。1963年，吴佩芳校长遇到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常书记关切地询问她有什么困难，她诉说学校教学质量上不去很焦急，常书记立即派我去协助她们。

    建襄民办小学校舍很简陋，租用一幢民房，大部分教师是家庭妇女，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我就从怎样备课教起。对学生从基本训练抓起，试用我研究出来的一整套口算基本训练卡片、应用题基本训练卡片，课堂教学采用练习为主、先练后讲的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数学成绩从全区最后一名奇迹般上升到全区第二名。

    这个事例，使我清楚地看出改革教学方法的重要性，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最差的能变成最好的，这并不是梦想。

    晚上帮他们备课太晚了，就睡在教室里，早晨起来帮她们生煤炉烧开水。如留在那里吃晚饭，大都是包馄饨，一边包，一边吃，其乐融融。1999年，我专程从常州到上海，参加吴佩芳办学40周年纪念活动，大家在一起谈起往事，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实践出真知，我这条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走对了。我对小学数学教学进行全方位研究，如口算表的系统整理、口算与笔算的相关研究、珠算熟练的心理学研究、珠算教学改革的研究、算术教学中的基本训练研究、算术作业当堂处理研究等。研究成果迭出，相继发表在《心理学报》、《上海教育》、《福建教育》、《江苏教育》等杂志上，引起小学数学教育界的关注。1961年，我在《江苏教育》发表《改进珠算教学的几点意见》，在全国首先提出“口算、笔算、珠算密切结合起来”的观点，并主张对小学生不需要教珠算口诀，这些观点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促进了珠算教学改革，也为这个时期的“三算结合教学”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我的研究受到校、系两级领导重视，当时教育系党总支书记张波同志非常支持我。1963年，华东师大为了重点培养一批知名教授，成立了红专进修班。全校选拔了30多人参加，出乎意料我也被选定为重点培养对象。在30多名重点培养对象中，其他人都是讲师、副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助教。教育系选拔了4人，除我之外有教育学组瞿葆奎，心理学组朱曼殊，教育史组张瑞藩，他们当时都已经是讲师了，都是我的老师后来都成了名教授。当时刘佛年教授是教务长，亲自担任班长领导这个红专进修班。从这时开始，我接受刘佛年教授的亲自指导，学校从时间、资料、经费等各方面为我创造了许多条件。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搞系统的教育实验研究，原定搞小学算术课本史也无法进行。

    1970年，家庭情况有了变化，使事业的航船有了波折。我妻子在常州当小学代课教师，她带着我的老母亲和两个幼小的孩子下放到溧阳县农村。为了照顾家庭，我毅然离开上海，主动要求调到江苏省溧阳县农村当中学教师。当时很多人劝我不要离开大上海，农村条件艰苦，万一有什么问题，我留在上海还有回旋余地。可是，我不怕，农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农村，我们难道就不能生活？还是到农村做点实际工作吧。

    那天离开上海，记得下着小雨，一个人带着行李到火车站。在华东师大15年，它是我一生中停留最长的一个单位。也是我成长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段路。

    它让我系统学习中外教学理论，读了大量中外教育名著，奠定了我的教育理论基础。

    它让我从一个农村小学教师成为了大学教师，接受著名教育大家刘佛年、沈百英、张耀翔、胡寄南、左任侠、赵祥麟等的指导和熏陶。

    它让我在华东师大附小萌发了先练后讲的思想，为今后尝试教学法的诞生和发展打开了大门。

    我依依不舍离开了大上海，离开了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